一位外贸企业主的自白：开厂20年第一回碰上！订单少了，成本多了，该怎么办？

华夏时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

“我开厂将近20年了，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今年这样的形势，真的从来没有碰到过，我的人生第一次碰到……”隔着手机屏幕，宁波双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宁波双联“）董事长王衔云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不断重复着，硬硬的宁波口音里透露出难以掩盖的焦急与无奈。

宁波双联是一家从事电子元器件出口的小微外贸企业，成立于2014年，不过在这之前，王衔云从事外贸制造业已经多年。即便如此，接踵而来的困难仍然让这位老外贸人感到压力倍增：订单缩减、不能发货、进仓成本增加、融资困难……

根据宁波市2021年7月的统计，全市有各类市场主体115.3万户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达96.2%。“在我们宁波地区小微企业是很多的，也撑起了制造业的一大片天地。”王衔云说。因此他呼吁，在当前形势下，国家能够再出台一些惠及小微外贸企业的措施，让“源头活水”真正活起来。

事实上，近期，中央层面召开了多个重要会议，部署了稳外贸、保小微等重点任务。5月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要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，支持银行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梳理一批亟需资金的予以重点支持。

2021: 订单还在，利润却没了

2021年，中国外贸进出口的规模达到了6.05万亿美元，历史上首次突破了6万亿美元。本应是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时候，王衔云也完全不愁没有订单，工厂马不停蹄地赶着工，可做着做着他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利润没了。

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芯片价格大涨。对于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来说，芯片无疑是生产制造环节中必不可少的“命脉”。然而，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开始，全球“芯荒”就已经开始发酵。到2021年，由于国际供应链紧张，汽车、电子等多个行业的芯片存在较大缺口，市场上的企业普遍生产速度跟不上需求。

当供求的天平开始倾斜，价格自然会有所反应。宁波双联使用的芯片，原本价格是3元左右一个，到后来已经卖到12元一个，即便如此也总是买不到。除了芯片外，其他材料同样普遍出现上涨，而销售价格虽然也水涨船高，但是涨幅相比之下还是提不上来。

另一个原因就是国际航线运价飙升，普遍涨了5倍左右，有的航线甚至涨到了七八倍。宁波双联的产品主要出口地是俄罗斯，从宁波到海参崴的运价原本只有3000多美金一个柜，到后来已经涨到27000-28000美金一个柜。

由于运费太高，很多国外的客户都推迟了订单。一个原本应该去年11月份发货的订单，客户让宁波双联先不要发货了，因为光运过去他们就亏损了。于是这笔订单推到了今年，年初工厂把货做好之后，新的问题又来了——俄乌冲突爆发了。

2022年2月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，直到目前双方仍在交火之中。王衔云曾经问过一个俄罗斯当地的客户为什么不让发货，对方回答：“现在这边老百姓都把钱都用到生活必需品上面了，只买些吃的，电子产品不买了。”这种情况也不独在俄罗斯存在，东欧许多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心态。

2022: 订单减少，成本增加

2022年上半年，王衔云和他几个开工厂的朋友发现，今年的新订单出现了大幅缩水，只能先把去年没做的订单做完。往年他们一个月大概有200万的订单可以做，现在最多只有十几万，做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出去。他也无法确切地指出背后的理由——可能是俄乌冲突，可能是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，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。“我们现在订单量只有过去的10%-20%，那他们（客户）在东南亚找另外的供应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”他说。

没有订单后“闲下来”的工厂，自然也养不起那么多工人。之前生意平稳时，宁波双联有90多个工人，现在只剩下二十几个了。其中既有被裁员的，也有外地来的劳工，在宁波待不下去选择回老家的。

这背后，是近些年来长三角一带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结果。以宁波双联为例，工厂给员工的工资里包含住房补贴，过去外来员工一个月住房只需要200-300元就够了，而现在变成了800-1000元。如果这个钱不给员工涨上去，他们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负担。

除此以外，土地成本也节节攀升。过去几年，厂房的房租费用也翻了一番，从最初的平均17-18元/平，涨到现在的35-38元/平。“都是搞实业的人，这两年我们几个老板聚在一起经常说，‘还不是给人家打工了’。”王衔云叹道。

饶是如此，疫情还给他们造成了一些额外的成本负担。受到上海疫情的影响，许多货物都积压在上海港。而宁波港作为附近最近的大港口，是转港的不二之选，也因此一下子面临很大的货运压力。宁波港外的马路上，全部是排队进仓、等待出货的汽车，排队都要排三四天。尽管宁波双联的工厂距离港口只有两三公里远，但急需进仓时，也只能花很高的价钱，找人把货放进去。

外贸企业寻找出路

王衔云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，现在企业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链紧张。企业正常运转的情况下，货发出去，材料买进来，这样可以循环运转。现在货发不出去，工厂的日常开支却不能少，工人要生存、工厂基本盘也要保存，除非哪天工厂真的不开了。

然而，无法发货回款除了带来资金的紧张外，更导致了停贷、抽贷的出现。作为小微外贸企业，贷款时可供抵押的资产本来就少；经营困难之后，银行看到报表上的数据都是向下的，更不会发贷，甚至原来给的贷款现在还要抽回。“这两年基本上都在亏，从春节到现在我算了下，已经亏了几十万了。”他说。

从2020年至今，为了稳住小微企业等就业主体，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纾困措施，例如减税、降费等等。

未来，内外贸一体化或许也将是一个出路。但对于这些一直从事外销的企业来说，如何参与到“蛋糕”早已分配得差不多的内贸市场来说又是一个挑战。“内贸市场原本只有10个人在做，一下子涌进50个人来这个市场，也会造成竞争的激烈。但这只是我个人想法，现在只有让市场来选择你的企业了。”他说。

针对像王衔云这样的小企业主的困境，近期，中央层面召开了多个重要会议，部署了稳外贸、保小微等重点任务。

5月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要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，支持银行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梳理一批亟需资金的予以重点支持；

23日的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，决定实施33项针对性强、有力有效的区间调控举措，从财政、金融、投资、消费、产业链、能源、就业和房地产等8个方面进行大力度调节；

25日，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，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，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、保民生，保护中国经济韧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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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：方凤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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